25 May 2009
2009年总统施政方针辩论
议长先生，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来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引领全球经济的走向。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鼓励消费模式创造需求，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值的方式成为全球经济的动脉。新加坡这个新兴小国，缺乏天然资源和国内市场，唯一的理性选择是吸引跨国企业，通过这些跨国企业所建立起来的市场销售在新加坡生产的产品。这个经济策略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成长，我国也奠定了稳健的经济基础。新加坡的运气很好，除了政府推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人民努力工作，团结一致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时期世界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使新加坡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发展，累积了雄厚的储备金，也在国内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新加坡。
全球经济环境的稳定使我们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我国把握了这个机会，也因此使我们有条件应付未来全球经济环境充满阴霾的前景。我有信心新加坡能够应付新的环球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经济的模式
我认为，我国一向来吸引外来投资，鼓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竞争和走向国际市场以及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和国际经济接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经济策略也使到我国的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变化特别敏感，就如目前我们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而被拖累一样，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也相对地比周边其他的国家大，经济下滑的滑坡也更陡，但是，我们别忘了，相同的经济策略也使我国有今天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环球性的经济风暴过去之后，我国仍然能够继续繁荣进步。因此，我认为我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正确的。
不过，随着环球经济环境的改变，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们应该探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我国一向来依赖跨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提供大量的工作给人民就业的机会，也依赖这些跨国企业的国际市场销售在新加坡所制造的产品。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加上我国的商业和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已经无法和劳工成本低廉的国家竞争，再加上这次美国经济风暴造成国际经济衰退，成长放慢，国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量减少，我认为，除了一些较特殊的经济领域如药剂业和尖端的科技生产商外，不少跨国企业将从此元气大伤，因此，我国应侧重于发展本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知识型和创造型的企业应该会是企业界的明日之星，政府应该大胆投资本地有潜能的企业，就如大笔投资在科研企业一样，并协助这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的商业成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大幅度提高，在经济下滑时未能及时灵活调整也是个问题。虽然我们这次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因为需求突然减少而不是成本过高的因素，可是，当企业面对市场萎缩时是否能迅速减低成本应变是一间公司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性因素。虽然今年财政预算案措施的落实对减低企业的运作成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应该探讨长远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能通过一些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控制机制，一方面避免商业成本不会在市场火红时冲破天，在市场突然萎缩时却无法及时调整。
保障新加坡工人的就业与生活
总统在施政方针中说“由于人们不熟悉新移民和外籍工人不同的口音和生活习惯，以及不习惯于职场上的竞争，他们的存在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因为讲话的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和职场上竞争这么简单，而是国家认同感的问题。战后出生的一代新加坡人，在我国独立后就被灌输新加坡的国家观念，男性公民入伍接受艰苦的军事训练成为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落在身上。大家也都明白作出如此牺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国家建设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无怨无悔的付出。可是，当这一代人开始老化，无法再如以前一样能够有效率的付出时，却被拿耒和外籍工人比较，认为本国工人吃不起苦，对工作挑剔。政府什至给国人的印象是她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外来的人才是人才。这种情况造成不少国人不禁自问，身为新加坡公民的意义何在？因此，要避免外籍工人和新移民有一天酝酿成一个无法避免的炙热政治课题，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有必要清楚表明和确定优先保障新加坡工人的原则。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顺应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已使一些中下层工人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一样愿意工作，但所能获得的薪金不是不足以维持我国的高生活费，就是被嫌年纪太大。这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以外籍工人来和新加坡工人相比较是不公平也是不实际的。许多外籍劳工来新加坡的目标是工作赚钱，赚够銭之后回国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眷也不在新加坡，他们可以接受即使是不符合雇佣法案的工作条件，一个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也行，只要支付足够的薪水补偿。新加坡工人的生活在这里，须要有生活的空间和休闭，生活所需的费用和条件也和外籍工人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该考虑把一些需要技术或特别执照的职位，如一些安全管理、起重机操作员、铲泥机驾驶员挖掘公路时须要有公共事业局的执照等工作保留给新加坡人，有关的执照应该只发给新加坡人以保障新加坡人的工作。
如果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源短缺，雇主无法找到工人而政府必须放宽外籍工人的限制那无可厚非，但面对环球经济发展踌躇不前的情况，政府应该重新调整思维，制订不同的政策，一方面保持新加坡工人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同时确保真的无法竞争的工人也有一份条件让人可以接受的工作。
政府所推行的技能提升与应变计划(SPUR)
以及各种技能培训计划虽然缓和了失业的浪潮，但还不足以解决就业问题。一位为家私上漆的工人告诉我，在教会外国劳工如何油木器后被雇主裁退，接受SPUR
培训了几个星期，受训后还得伸长颈项等待雇用。如何确保被裁的工人在培训后能受雇而不浪费其所接受的训练应该是政府接下来的重点工作。
建设互相关怀的社会，加强社会凝聚力
新加坡不是一间大企业或商业性质的大公司，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小国寡民的新加坡，绝对不可忽略其他组成一个国家，使一个国家能长期稳健成长和持续生存下去的要素。社会的凝聚力是其中一个要素。
我在上届大选后2006年总统施政方针的演讲中指出贫富不均和收入差距将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尾大不掉的问题。政府过后虽然推行了就业入息辅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贫富的差距，不过，这个政策在未来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随着全球化经济结构的转型，未来的收入趋势可能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出现分歧的状况，由于不同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不同，一些职业的收入很高，另一些职业的收入则永远无法跟上，社会的结构也因而成为M型，以往所谓的中产阶级为社会结构的缓冲可能逐渐消失，这是如何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挑战。
我认为，社会的价值观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支柱，也能支撑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何建设一个互相关怀的社会应该是政府的议程之一。政府的政策不能以经济挂帅，以能否在经济上做出贡献来衡量人的价值。例如，随着人口的老化，医药和社会福利方面开支的增加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政府在面对老年人口增加而必须相对增加开支时的态度却是把老年人口的增加形容为“银色海啸”(Silver
Tsunami) 。
要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价值观，政府政策内涵中的价值观会在社会中发酵。例如政府对教育开支预算比较慷慨，但却是把它当成教育是我们最佳的投资。意思是在等待投资的回报，而不是为年轻的国人提供教育，使他们有光明的前途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如果把这种态度应用在我们为何也在教育上津贴外国学生，在原则上还合理，但也应该让人民知道政府津贴外国学生的投资获得了什么回报。在大专教育方面，政府不愿增加津贴，认为大学毕业生一毕业所赚取的收入会更高，也以提供银行贷款和允许动用父母亲的公积金来粉饰我国大专学府的学费人人负担得起。大学生未毕业就先负债，似乎在教育下一代人花未来銭是应该的。可是，随着现在经济情况的改变，政府认为大学生一毕业就会有一份厚薪的工作等着他，政府对大学的津贴不必过高的假设是否仍然正确？我们是否应该检讨国人负担得起大学学费的标准？
培养互相关怀的社会价值观也不能单靠政府和宣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公民意识并公开讨论一个社会所应有的价值观，新媒体(New
Media)在这方面应该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以民为本的政治制度
我在前面讲过，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不是一间公司或企业。其本质上的不同是公司的结构以股份为单位，拥有最多股票，最有钱的成为大股东，也自然而然成为董事会成员或主席，然后委任总裁和管理层，控制公司的一切营运，对员工操生杀大权。除了还相信古代帝王制度时代那一套政治理论的人，做为21世纪现代国家的公民，我相信没有人会认同政治领导人拥有国家的大部份，好像公司的大股东一样。
基于此，在每一个国民都一律平等拥有这个国家，也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的大前提下，政治制度必须以民为本，使民意能充份获得表达，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是人民意愿表达的结果，此外，为了迫使领导人尊重民意，不会因为垄断权力而为所欲为，甚至修改政治制度以确保某个政治集团可以继续不断的执政，因而也加入了监督和制衡的概念，形成了国会中需要有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政府实际行使权力的分配方面则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这就是英国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和构思。新加坡在独立时采用了这个政治制度。
我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做了许多修改，其中有触动到这个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改变，民选总统制和集选区制就是例子。我提出以上的基础政治理论，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国人能温故知新，别忘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源及其背后原有的意义，也因为在总统施政方针中提出了政治制度要顺应社会改变。
政府施政方针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一个强大而有实效的政府，为人民所肯定，并对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作出迅速的反应。”
这是执政的行动党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肯定并引以为豪的话。上届大选的结果也显示行动党获得大约67%选民的肯定。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真正实效还是以人为本，而不是通过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和监督制衡来确保其运作的成效。
我国巳经换过两任总理，平稳交棒，过程是执政党内的自家事，就如中国替换领导人的方式一样。此外，执政党掌控了国会的立法权，甚至随时可修改宪法，行政上则牢牢地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和资源，其权力和所拥有的资源远远超越国内任何政党或民间组识的力量，不符合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如果有一天执政党滥用权力，践踏民权，或贪污腐败，有谁能奈她何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未受到真正的考验，是否有一天能够经受得起如当年印尼和菲律宾强势政府一夜之间倒台的政治危机的考验，而之后新加坡是否仍然能生存下去呢？我不敢肯定。
有些人认为，行动党高瞻远嘱，不断自我更新，领导人也清廉可信。但有谁能担保行动党的部长和领导人永远不会贪污腐败？高薪就真的可以养廉吗？也许贪污调查局在这种情况下大可发挥作用，但贪污调查局也在总理公署的管辖之下，那又如何能发挥钳制的作用呢？
更有人认为我们不必杞人忧天，行动党会自我监督，不可能所有行动党的干部党员和议员都蛇鼠一窝，即使到最后闹分裂也还有一半的人才可以治国。我想，当我国走到这个地步时已经是元气大伤。如何通过外在的监督与制衡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才是上策。
虽然反对党在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设计中的运作必须扮演监督与制衡执政党权力的角色，以使这个政治制度能发挥实效，但我国的反对党到目前为止仍无能力扮演这个角色，甚至在大选时都没有资源可以派出足够人数的候选人参选，以让所有的新加坡公民可以行使投票的权利。因此，我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犹如跛脚鸭。
执政党说她没有责任扶持反对党来为难自己，这等于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副胜者为王、败者为冦的心态。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行动党，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每一个公民都所应该关心的事，即然选民在大选时做出了决定，把大部份的行动党候选人都选入国会，由她掌控大权，可为所欲为的修改宪法和选举制度，行动党有人民的委托，反对党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此消彼长，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能怪谁呢？
有人怪反对党不争气，也没有人才。也许是。不过，如果有志之士都因种种现实的问题而不参加反对党，反对党又去那里找人呢？如果连行动党都喊人才难找，更何况是反对党呢！即使反对党能找到有志之士愿意出来参选，却也未必就会得到支持而中选。
也许有人认为反正反对党如果不中选，也可以进入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也可发言，反映民情。反对党的作用不单只是反映民情，而是必须在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体制运作中发挥一定的功能，以使这个政治制度能健全的运作。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反对党必须要能够中选，进入国会才有民意的基础，也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可以加强一个政党的运作能力。非选区议员是没有选区的代表！有了中选的选区作为后盾，在选区内能有话动的空间，才能扩大人脉，加强一个政党的实力。此外，中选议员通过每周的接见选民，并代表选民向政府部门陈情，才能较准确地把握真正影响民生的课题，也了解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所获得的成效。这种真实的基层政治经验也同时影响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对培养一个有理性和负责任的反对党发挥积极的作用。
若要反对党能有效发挥其在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功能，那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培养和成长。一定要在政治稳定的时候做好未雨稠缪的工作。
总结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持续长久生存下去，尤其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处在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微妙空隙里，除了在经济上要能走在区域的前头，最好是有能力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军事上拥有超级强国的科技，甚至能向邻国输出军械，协助他们加强防卫力量。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硬体〔hardware〕，社会的凝聚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人民在面对困境时能团结一致才是确保新加坡能长久生存的软体〔software〕，而这个软体是否能良好运行则依赖政治制度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http://forums.delphiforums.com/sunkopitiam/messages?msg=29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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